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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和“中國制造2025”戰略對接
查看:306  發稿日期:2019-06-18
    “一帶一路”和“中國制造2025”兩大國家戰略的發布和實施,給裝備制造企業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但機遇中也有挑戰和風險,如何走好“一帶一路”、如何做強中國制造是政府和企業當下必須思考的問題。
   
    《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以下簡稱《“一帶一路”愿景與行動》)和《中國制造2025》是新一屆政府制定的兩個國家級戰略。前者由習近平主席于2013年提出,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負責撰寫文件,2015年3月經國務院授權,三部委聯合發布;后者由李克強總理在2015年“兩會”期間提出,工信部領銜撰寫文件,50位院士、100多位專家參與研究和文件制定過程,2015年5月以國務院名義正式發布。這兩大戰略無疑將對中國經濟產生深遠的、決定性的影響,同時也將改變中國和世界的經貿關系。因此,我們如何走好“一帶一路”、如何做強中國制造亟待深入討論。
   
      兩大戰略提出的經濟邏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創造了一個持續3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期,GDP平均增速幾近10%。受國際金融危的影響,2008年中國經濟開始下行,但GDP增速仍然排在世界前列。2010年,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3年,進出口貿易總額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一個國家的經濟像中國這樣長期的高速增長,在世界經濟史上絕無僅有,可謂“奇跡”。
    這個奇跡有什么秘密?這要從經濟學的一個等式,也是一個常識說起。
    GDP即國內生產總值,是20世紀經濟學的一達發現。它是一國一年內消費(C)、投資(I)、政府購買(G)和凈出口(X)的貨幣價值的總和。國內生產總值可用下列等式表示:
    GDP=C+I+G+X
    中國引進這個概念后,把政府支出(G)拆分到C、I等之中,原等式則被改造如下:
    GDP=C+I+X
    等式右側的消費、投資和凈出口就是中國人熟知的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其中任何一個變量增減都將引起GDP的變化。
    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前,中國主要靠投資拉動GDP的增長,投資增速為年均20%以上,而消費增速則只有10%左右,結果是消費相對于投資的缺口越來越大,以至于無力消化投資形成的巨大產出。消費缺口如何彌補?從“三駕馬車”來看,只有靠外需即出口來彌補。于是,出口導向就成了中國經濟的必然選擇。正是靠投資和出口“雙驅動”,中國實現了一段時期的高速增長,這也是中國經濟奇跡的秘密所在。
    投資和出口“雙驅動”創造的經濟奇跡在2008年被打斷,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當時,受金融危機影響,外需急劇下降,出口產品出現大量過剩,企業頃刻間大難臨頭,倒閉潮隨之而來,失業激增。面對突如其來的嚴峻情況,2009年,上屆政府推出4萬億一攬子刺激方案,打了一場著名的GDP保衛戰,目標是“保8”。政府對經濟的強力刺激,暫時緩解了經濟增速的頹勢,可是到了2011年經濟增速從2010年的兩位數10.6%又降到了一位數9.5%。之后,本屆政府雖然微刺激不斷,但仍然遏制不住經濟下行。2012年GDP增速破8,2015年破7,2016年繼續下行到6.7%。
    經濟增速不斷下行,首先導致產能過剩問題凸顯。2013年,《國務院關于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說:“傳統制造業產能普遍過剩,特別是鋼鐵、水泥、電解鋁等高消耗、高排放行業尤為突出。”
    國際上一般認為,產能利用率在80-85%是合理區間,75%以下為產能嚴重過剩。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測算,中國全部產業產能利用率不超過65%。
    面對產能過剩問題,我們開出的藥方一直是刺激總需求,主要是用投資拉動GDP增長。然而,其作用在不斷遞減,直至失效。雖然有時也想到了提振消費,但把消費提高到能夠消化全部過剩產能的程度,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遠水解不了近渴。
    在“三駕馬車”失靈的情況下,人們不得不把目光轉到總供給。政府曾有針對性地提出“消化一批、轉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意欲解決總供給的過剩問題。但結果卻是產能過剩不僅沒有解決,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勢。現在又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把“三去一降一補”確定為主要任務。但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
    產能過剩不能及時得到有效解決,隨之而來的就是與其相伴的債務風險。產能過剩和債務風險就像兩個毒瘤折磨著中國經濟。解決這些問題,政府的“有形之手”本應讓位于市場那只“無形之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但用市場的辦法出清,大批企業將倒閉,失業人數也將激增,這會導致社會不穩。
    一方面過剩產能、債務風險必須解決,另一方面在解決這些問題時又不能造成社會不穩。出路何在? “轉移一批”成了不二選擇。但中國的過剩產能往哪兒轉?在當時美國奧巴馬政府提出重返亞太并推進TPP、TTIP談判的情況下,中國選擇的是“西進”。“一帶一路”正是在這個國內和國外經濟背景下產生的。
    “一帶一路”的要義是把中國的富余產能轉移到國外,以此尋求投資和消費的再平衡。這是一個新的“三駕馬車”框架。雖然它還是以投資為主,但投資方向已從國內轉移到國外,產能也形成在投資所在國。中國今后將更加注重資本輸出,更加注重在全球市場進行資源配置。顯然,這是一個重新架構中國與世界經貿關系的國家戰略。
    但是,這樣一個擴張總需求的宏大戰略需要一個有國際競爭力的供給體系來支撐,中國的供給體系做得到嗎?解決這個問題正是“中國制造2025”產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國制造2025”如果用一句話來表述,其目標就是要加快實現中國制造由大到強的轉變,解決總供給的能力、質量和效率問題。
    如果說2008年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開始下行的轉折點,那么,2015年就是尋求總需求和總供給實現再平衡的關鍵年,這一年同時出臺了“一帶一路”和“中國制造2025”兩大國家戰略。前者意欲解決國內總需求不足的問題,重點是拓展國外的投資需求;后者的目的是建設制造強國,從根本上解決總供給問題。因此,兩大戰略雖然由習李分別提出,但兩者有密切關系,不可偏廢,并需要有效對接。
   
    兩大戰略對接的主要抓手
    從區域經濟角度看,“一帶一路”貫穿亞歐非大陸,它的一端是發展中的東亞經濟圈,另一端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中間廣大腹地國家經濟發展潛力巨大。沿線共有65個國家,總人口約44億,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總人口和經濟總量分別約占全球的63%和29%。沿線各國資源稟賦各異,經濟互補性較強,彼此合作潛力和空間很大。“未來10年,‘一帶一路’的國家整個出口將會占世界1/3。”國務院參事湯敏預測說,“這里將成為真正的經濟增長第三極”。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主要內容,沿線國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從《“一帶一路”愿景與行動》對“五通”的描述來看,設施聯通即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優先領域。重點是交通基礎設施、口岸基礎設施、航空基礎設施、能源基礎設施以及跨境光纜等通信干線網絡建設等,以此共同推進國際骨干通道建設,逐步形成連接亞洲各次區域以及亞歐非之間的基礎設施網絡。
    一些經濟學家認為,亞太地區亟須消除基礎設施的瓶頸發展經濟,而基礎設施建設正是共建“一帶一路”的優先領域,也是核心抓手。“一帶一路”沿線的基礎設施建設范圍很廣,既包括公路、鐵路、機場、港口、管道、電力,也包括電信、互聯網、物聯網等。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將是中國企業重要的投資方向。
    據亞洲開發銀行2009年一份報告分析,“在2010―2020年,亞洲各國國內總體需要在基礎設施領域投資大約8萬億美元。此外還要在特定區域內基礎設施項目上投資2900億美元。大體是在11年間每年需要7500億美元投資”。
    習近平主席在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上說,預計未來10年中國對外投資將達1.25萬億美元。
    這樣一個巨大的基礎設施建設市場對中國而言是一個恰逢其時的機會。目前,中國正在艱難地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產能首當其沖。中國的過剩產能主要包括鋼鐵、水泥、建材、煤炭、裝備等工業品,但這些產能相對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而言,卻是他們所缺的、需要的產能。“我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調研發現,中國產能過剩的設備,對它們而言都是先進的,因此,國內市場可以沿著‘一帶一路’進行資源的全球配置。”國家發展改革委學術委員會秘書長張燕生說。
    2015年7月14日,國資委發布《“一帶一路”中國企業路線圖》。國資委披露,央企已經組成交通、海運、航空、能源、電力、通信六路大軍,踏上了交通絲路、海上絲路、空中絲路、能源絲路、電力絲路、信息絲路新的征程。目前已有80多家央企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分支機構,在促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方面,承擔了大量“一帶一路”戰略通道和戰略支點項目的建設和推進工作,具體包括中俄、中哈、中緬原油管道,中俄、中亞、中緬天然氣管道,俄羅斯等周邊國家的10條互聯互通輸電線路以及中緬、中泰、中老鐵路,中巴喀喇昆侖公路,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等項目。央企開辟了中國企業全球化的新版圖,這對中國企業“走出去”具有帶動性和引導性,可謂走進“一帶一路”的先鋒力量。
    近期,商務部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中國在“一帶一路”國家合作區建設成效顯著。目前,中國在20個“一帶一路”國家正在建設56個合作區,占在建合作區總數的72.72%,累計投資185.5億美元,入區企業1082家,總產值506.9億美元,上繳東道國稅費10.7億美元,為當地創造就業崗位17.7萬個。
    2016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的53個國家直接投資145.3億美元,占同期總額的8.5%;中國企業對相關的61個國家新簽合同額1260.3億美元,占同期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1.6%;完成營業額759.7億美元,占同期總額的47.7%。
    中國的富余產能在“一帶一路”上找到了用武之地。這一互補性的產能合作,在沿線國家獲得所需產能的同時,中國也將實現投資與消費的再平衡。新的平衡依賴于資本輸出、產能轉移,而不是以往的以商品出口為主的經貿方式。
    基礎設施建設需要強大的裝備制造業進行支撐。從“大”的角度看,中國裝備制造業的規模從2009年至今就一直雄踞世界第一;從“強”的角度看,“中國制造2025”重點突破的十大領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天航空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電力裝備、農機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十大重點突破領域主要集中在裝備制造業。在這些領域,中國現在已經具有比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如高鐵、電力裝備等已經處于世界領先地位。
    為細化落實“中國制造2025”,突破制造業發展的瓶頸和短板,搶占未來競爭制高點,國家制造強國建設領導小組啟動了“1+X”規劃體系的編制工作。“1”是指“中國制造2025”,“X”是指11個配套的實施指南、行動指南和發展規劃指南,包括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建設、工業強基、智能制造、綠色制造、高端裝備創新等5大工程實施指南,發展服務型制造和裝備制造業質量品牌2個專項行動指南,以及新材料、信息產業、醫藥工業和制造業人才4個發展規劃指南。工信部近日宣稱,“1+X”規劃體系全部編制完成,并均已發布實施。
    現在,全國工業基礎比較好的省市均已制定了深入貫徹落實“中國制造2025”的行動方案,工信部也在全力推進智能制造企業和城市的試點示范工作,制造強國戰略已在全國落地、鋪開。
    事實證明,中國有富余的裝備制造供給能力,幫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同時,“一帶一路”和“中國制造2025”展現的市場空間,尤其是基礎設施建設,也為中國裝備制造企業提供了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正如《國務院關于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的指導意見》所說:“當前,全球產業結構加速調整,基礎設施建設方興未艾,發展中國家大力推進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為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提供了重要機遇。……積極開展境外基礎設施建設和產能投資合作,有利于深化我國與有關國家的互利合作,促進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
   
    裝備制造企業如何抓住新的發展機遇
    “一帶一路”和“中國制造2025”由政府提出,但最后要由企業完成。對于裝備制造企業而言,要把握住兩大戰略帶來的新的發展機遇,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堅守國際慣例和商業原則
    兩大戰略特別是“一帶一路”提出后,一些產能過剩的企業一度很興奮,認為新的市場完全可以消化掉他們的過剩產能。其實不然,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國際產能合作,需要的是優質富余產能,而非處在產業鏈低端的過剩產能。所以,處在產業鏈低端的裝備制造企業在“一帶一路”建設的市場中沒有競爭優勢,這些企業首先應考慮利用“中國制造2025”提供的發展機遇,盡快轉型升級,找到自己的發展空間。
    《國務院關于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的指導意見》提出,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將鋼鐵、有色、建材、鐵路、電力、化工、輕紡、汽車、通信、工程機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作為重點行業,分類實施,有序推進。”同時要求,“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要選擇制造能力強、技術水平高、國際競爭優勢明顯、國際市場有需求的領域為重點,近期以亞洲周邊國家和非洲國家為主要方向,根據不同國家和行業的特點,有針對性地采用貿易、承包工程、投資等多種方式有序推進。”所以,國際產能合作并非是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轉移落后的過剩產能,而是以優質富余產能為基礎與其合作,目的是雙贏。因此,國務院要求,國際產能合作要“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按照國際慣例和商業原則開展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防止一哄而起、盲目而上、惡性競爭,切實防控風險,提高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的效用和水平。”
    習主席所說:“打鐵還要自身硬”。中國企業想在國際市場立足,還應在改革中加強自身建設。在“一帶一路”的建設和“中國制造2025”實踐中,政府會發揮作用,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將起決定性的作用。企業的生死最終取決于把握市場的能力,因此,企業必須加快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增強國際競爭能力。
   
    規避外部風險
    “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主要涉及公路、港口、航空、高鐵、核電、電網、輸油管道等。這些項目投資大、周期長、風險大,投資企業首先面對的就是投資收益率偏低,甚至虧損的風險。所以,企業首先要算清“經濟賬”,降低投資虧損的風險。
    “經濟賬”算清后也不是萬事大吉。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安全也存在較大風險。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投資室主任張明分析,從“一帶一路”所涉及的國家來看,可謂經濟發展程度、政治體制、文化歷史、宗教狀況千差萬別,這一區域既是地緣政治沖突的熱點地帶,也是全球主要政治力量角逐的焦點區域。這就意味著,中國通過“一帶一路”戰略而進行的對外直接投資,將在投資安全方面面臨很大的挑戰。
    深圳大學國際經濟法律與政策研究所所長葉興平認為,中國與亞歐非大多數國家締結了雙邊投資協定,但是有兩個因素仍然制約著這些雙邊協定在實際中的作用。第一,中國參與的很多雙邊協定,多是一些原則性規定,在投資爭端解決實踐中不具有太強的可操作性。第二,中方企業還不習慣運用法律方法解決問題,面臨爭端發生時常常希望通過談判和外交保護等非法律方法了事。這顯然無法應對隨著“一帶一路”推進而排山倒海般出現的投資爭端的現實。因此,法律風險是企業很難規避的風險。
    企業在算清“經濟賬”,規避政治法律風險同時,還要深入了解國外的文化、宗教和風俗民情等,以便融入投資所在國,并讓外國客戶和消費者接受。
    所以,在誘人的商機面前,企業一定要強化風險意識。中國企業“走出去”有成功的經驗,但也有不少失敗的案例。例如,2011年緬甸擱置中緬兩國投資的密松水電站項目,2012年停止了萊比塘銅礦項目;2014年墨西哥取消與中國公司簽訂的高鐵合同,2015年停止中資商城項目“坎昆龍城”;2015年斯里蘭卡政府一度叫停中國企業投資的科倫坡港口城項目;同年希臘新政府暫停我國參資的比雷埃夫斯港的私有化進程,等等。這些教訓警示我們,在國際產能合作中,中國企業必須“踐行正確義利觀,充分考慮所在國國情和實際需求,注重與當地政府和企業互利合作,創造良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發展。”
   
    打造全球企業品牌
    隨著企業全球競爭的加劇,品牌競爭已成為國際市場競爭的焦點。中國企業“走出去”,參與全球競爭,需要打造一批世界級企業品牌。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企業迷戀于進入財富世界500強排行榜。1995年,在《財富》雜志首屆世界500強排行榜上,中國內地只有3家企業上榜。經過多年的努力,2016年,中國上榜企業已達110家,其中大陸97家、港臺13家,大陸企業占500強近20%,國家電網、中石油、中石化位列前10名。2016年,中國進入財富世界500強的企業總數,僅次于美國上榜企業的134家,排在世界第二位,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相當。進入世界500強的企業越來越多令人鼓舞,也使中國企業增強了與世界級企業競爭的信心。但對這個按規模排行的榜單進行分析,我們發現,中國進入世界500強的企業極少成為世界最佳品牌。這個結論反映在Interbrand最佳全球品牌100強排行榜中。
    Interbrand最佳全球品牌100強排行榜(2016)顯示,中國只有華為和聯想兩個企業上榜,占排行榜上榜企業總數的2%。美國品牌有52個進入榜單,占上榜企業總數的52%,遠高于中國;德日制造強國分別有10個品牌和6個品牌上榜,也比中國品牌上榜數量多。這說明中國企業在國際品牌建設上還需要花大力氣。
    2014年,國資委發布《關于加強中央企業品牌建設的指導意見》曾指出:“中央企業雖然進入世界500強企業的數量逐年增多,但‘大而不強’的問題一直存在,尤其是缺少在全球叫得響的知名品牌。中央企業要實現‘做強做優、世界一流’的目標就必須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品牌。”可見,進入財富世界500強是做大,進入Interbrand最佳全球品牌100強才是做強。
    中國企業要走好“一帶一路”,要實現“中國制造2025”提出的制造業由大變強的總目標,必須加強品牌建設,打造一批世界級的企業品牌,從而更好地造福中國和世界。(文︱魏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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